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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培训

把教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

作者:[佚名] 来源: [不详]  发布时间:2010年01月14日   【字体:

  今天主要和大家就怎样看待我们的教育研究水平,应该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做个交流。教育研究的核心词是质量。应该说,中国的教育研究非常有特点,是全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我国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有百万大家,中小学还有这么多人参与到教育研究当中来,通过教育研究,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,推动教育水平的发展,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,应该是中国的成功经验,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模式,这种优势应该继续把它发挥好。当然,专业队伍近80%还是在高校。这样两支主力军,对我国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起着主要作用。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,每年发布的专业论文有25万到32万篇,教育研究的比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,大约占七分之一,繁荣的教育研究影响已蔚为大观。我们有这样一大批的队伍,数量还要继续发展。主要的问题与矛盾也值得关注。队伍、经费,课题都很多,70年代末期,8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有几百万。65时期,只有30万。能够拿到2000块钱的经费,就已是很大的项目。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,整个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因为今天是讨论专业化的研究问题。所以关起门来说,在这么多的队伍中,在这么多的成果当中,能够掷地有声的,能为国家教育的发展起到作用的,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,能够走向世界的教育研究成果有几项?能真正经得起历史推敲,经得起学术的推敲,能够立得住的,像当年费孝通先生写的,像马寅初这样的作品,在我们教育领域中能拿出几项来?在理论上有研究,在方法上有突破,在政策上、在实践中能切实起到引领作用,这样的作品有多少?从这个角度来看,确实任重道远。那么,就有理由要把从重数量增长历史性地转到重质量上来。所以教育研究经费从几十万增长到几千万,但是基本原则是,项目总量不再增长,支持力度、支持强度要增加。中国主要矛盾不是数量,而是质量。怎么能使质量上得去,产生出让领导重视,让社会关注,让学界认可的,可以走向世界的高水平的成果,这是要高度重视的。 总体上来说,我们已经有一个促进数量增长的完整机制。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。管理系统已经成熟。但是,适应历史性转变的要求,体制、机制、管理方法还不健全,要设计一个质量的标准和评价的方法,难度很大,但这项工作依然是需要的。 从研究者角度来说,怎么能够产生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。我想应该在如下三个方面努力。第一,强化三个意识。第二,掌握三种话语。第三,运用三种方式。 一、强化三个意识 (一)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我们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,从国家的利益出发,从全国性全局性的角度来看问题。在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,我强烈感觉到,姑且不谈地方高校,就连985高校、211高校、中央直属高校,研究者有全国意识、全局意识的,有世界意识,从国家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,很少。从发表的文章、讨论的话题来说,更多是根据自己的兴趣,关注的是局部问题。中国在现在形势下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,是需要研究的问题?我感觉缺少思考,缺少训练。很多人对国家的情况不了解,对全局的情况不了解。不知到底是从公众的角度来说,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。如果要思考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在整个学术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,在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过程中,我们的教育问题处于什么位置。国家需要什么,人民需要什么,社会需要什么,很少有人去清晰地思考这些问题,更不用说回答了。从学术角度来看,学校会回答说,我们学校出了一本书,发了一些文章,增加了一些项目,却没有人回答说是在全力地解决了一个问题,是中央所关注的,这个问题是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。很多人在同我谈项目时都会谈到,要评职称了,你要帮我考虑一下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,国家花这么多力气,不是为了解决某些人的教授职称,本末不能倒置。这只是一种手段。不是教授就不能做研究,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?教授只是对你研究能力的认可,这只是手段。当然,我们都希望有教授 ,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不好。这没有什么矛盾。 |<< <<>> >>| 从地方、学校到我们个人,做研究是为什么而做。有这样一种国家意识,有这样一种社会要求的强烈意识的人还不多。所以第一条强调,我们要有国家意识。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,从社会发展、从人民群众需要来考虑问题,你才能有大局观,你才能有全局观,你才能有高水平。我们要着力的研究事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。毛泽东同志当时在韶山时,谁告诉他“谁主江山”是他的事呀?没有远大抱负,没有使命感、责任感,要想写出大气的文章很难。费孝通、马寅初等,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有使命感,要为国家付出。有这种追求,几十年如一日,才能做到。功利的东西终究不是主导地位。如果把它变成主要的,要想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支队伍要有这样一种文化追求,要有一种价值追求,要有一种民族的自信心。我们现在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,这已经是一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课题。这是教育研究应当注意的大背景。 (二)历史意识 做研究不能只看到现在,要有历史感,要有历史观。这样才有深度,才有厚度,要以古观今。做研究如果不能历史地看问题,就事论事,就眼前的问题讲眼前的问题,讲表面的问题,是讲不深讲不通的。为什么在某些问题上,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争论起来不分上下,因为你的东西和他们没什么两样,你说你有理,我说我有理,谁的嗓门大谁说了算,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。 要善于从历史中去发现问题,从历史中去讲问题。新中国建国之前,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学术论文,讲李自成这么辉煌的农民运动,为什么进城18天就亡朝了。如果是一个一般性的历史学家,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很多。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,写出这篇文章只有郭沫若。当时毛主席看了后非常高兴。所有的知识与学问,很多人有想法,但是他不能把它变成学术。郭沫苦利用他的学识把它变成文章告诫全党。新中国成立时,各地上演《将相和》,讲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。文臣武将,要以国家为主。新中国初期,一方面是打下天下的 一方面是文人,地下共产党。谁的功劳大?毛主席说在全国上演《将相和》,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对国家初期的团结一致起到了重大作用。这两个故事说明,我们搞学术研究,要把历史与学术和我们所做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,要善于去询问历史。 我们现在遗憾的就是历史的东西,历史的知识,在现在的学术研究中残缺了。所以你看到的也是人家看到的,人家看到的你也只看到这么多,或者不善于应用。在这个问题上,要想做这件事是有难度的。首先是统计数据的历史性缺乏。历史统计数据严重缺乏。其次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意识不够。作为研究人员来说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。一个优秀的学者,以前搞史学的,都有自己的藏书系统,都有很多的珍本,这是他做学问的看家本领。国家的统计规章,统计法,统计数据越来越健全,但还是要有自己的文献系统。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,才能形成你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与研究特点,他人是不可取代的。同样的数据,你有自己分析数据的方法,才能大放异彩。 (三)国际意识 现在国际化程度、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。小平同志早就提出:教育要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。要面向世界必须要有国际意识,千万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看外国人的文章,引用外国人的名字或者概念,恰恰相反,这不是国际意识。我们讲的国际意识决不是走国际的洋路。有些不良倾向存在,认为没有几本外国人的文献就不算是学问,甚至有的学校规定必须引用外文文献,这完全是形而上学。毛主席的思想都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的运用,但哪句话是抄过来的?我的意思是,我们的国际化,国际意识是指要站在人类思考问题的立场上,站在全世界的立场上来共同去考虑问题。我反复强调,凡是写文章写得我看不懂的文章,我绝对不看。不敢说100%,但90%是他没搞明白。文章写出来 ,自己没看清楚,不要往外送。你自己都搞不明白,别人怎么能搞明白呢? |<< >>| 要继续加大开发力度。鲁迅先生当年说过的采取拿来主义,就是为我服务。抄别人的文章,支离破碎,说重一点是民族自信心不足。一开口就是“某某外国的学术权威” “某某外国的大师”,这种状态要改变。 要把全国问题,全世界问题讲清楚,首先要把民族问题讲清楚。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民族的意义。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。这个话,对,也不对。说它对,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,这是个多元化的世界;说它不对,如果不认识到民族的优势,整个民族当中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是世界的。大家知道,敦煌在中国,但有人说,敦煌学在外国。我估且不对这话做判断,假设这个话是对的,那也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旧社会贫穷软弱无力,大量的敦煌文献,作品文物被外国侵略造成的。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的成就,五千年的文明和十三亿人的教育经验,怎么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呢?不能说改革开放成果在中国,改革开放经验在外国吧?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了不起的成果。1986年公布义务教育法,用20年的时间,走了别人100年到120年的义务教育历程。改革开放时,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3%,到90年代初的时候,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0%,现在毛入学率一下子进入24%,到2010年,完全可以达到40%。13亿人的大国家发生这种变化,是怎么变化的,到底有哪些是中国所特有的成功的东西?随便谈谈不叫研究,叫感想,因为没有大量的数据,光谈感想是不行的。所以说,有国际意识是第一位的。要面向世界,全面的学习先进的、成功的经验。但是不是要忘记我们要有拿来主义,不能简单移植它,更不能做学术的洋奴。在这个问题上,要有视野,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人类共同的基础上,站在全世界的发展上来看待问题,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去,我们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。 二、掌握三种话语 (一)学术话语 所谓学术话语是指学术知识与学术规范。很多文章引经据典,自盘古开天地以来,到当今世界格局,我们国家世界情况,当然这个也需要。但是,很多研究者不熟悉政策话语。很多人对政治不关心,不了解,也写不出政策性的成果来。教育研究很大的特点就是要有应用性。如果教育研究不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,它存在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 (二)政策话语 什么叫做政策话语?一本书要写成一句话,变成公众的要求。要把它变成一句话,对它的意义真正的理解,对它的可行性有正确的把握。比如说,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要把它变成政策,这是一种要求,一种号召。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、不同学历的教师是怎么分布的,如果不搞明白,怎么搞政策。资源要有效率。这次《纲要》中特别讲到要加强、重视学前教育。学前教育问题在哪儿,性质是什么,到底现在有多少个幼儿园,有多少幼儿园教师,有多少没有接受专门训练的幼儿教师?民办有多少,公办有多少?城市怎么样,农村如何?千差万别,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很多领导不清楚在农村、在城市有多少幼儿园?师资状况怎么样?如果要兴建,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兴建?在哪儿兴建?没有可靠的数据,只是感觉。这种感觉不准确,不可靠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可能写出自己有把握的政策性文件来。 政策性的话语有两个方面。第一,要善于把一大堆的要求变成自己的要求;第二,要对中国的国情真正了解。有的人对数据、概念不关心,不了解。搞社会科学研究,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。教育学很大的特点就是与现实紧密的结合。 (三)实践话语 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。想问题,说问题,要立足于学生、教师、校长,立足于广大的教育实践。有的人文章只有两个读者,一个是他,一个是编辑。这种文章发表了有什么意义呢?学生不感兴趣,家长不感兴趣,地方行政等也不感兴趣。这首先是你不了解实践情况,要知道学生关心什么,学生是什么状况,老师在想什么,他们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关心,校长在想什么,他们需要得到什么帮助。联系学校去搞科研,人家不感兴趣,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弄几个数据,写几篇文章拿去发表,没有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。所以人家对教育科研不感兴趣。这不是表达方法的问题,而是个立场的问题,这是我们怎么理解教育功能与目的的问题。要为学生、教师、校长着想,立足于当地的行政部门。中央教科所在全国打造了几个改革实验区受到了地方的极大的欢迎。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人员,立足于实践,住在实验区,和广大的师生住在一起,发挥我们的作用,切实为他们服务。他们的观念,政策水平,教育水平都得到提高,并且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。中央教科所的学位水平在全国是很高的,超过博士学历的已经是60%,很快会达到80%,大家会很快掌握学术话语,为了尽快掌握政策话语,要全面参与规划,特别是全面参与这次《中长期规划纲要》的制定。 |<< >>| 鼓励研究人员到实验区去,和广大师生天天在一起,掌握实践话语。真正知道人家在想什么,说什么。既能写专业文章,行政文件,又能写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文章,这才是真正的优秀人才。如果全所都这样,这才是真正的中央教科所。这种特别要求,与搞文学、法学、社会学等都不一样。 非常优秀的学者们都有这个特点,否则怎么能成为学术界真正的大家呢? 教育类优秀的学者都对政策有很多的现实感,有很好的把握,对政策有了解,写的文章教师很喜欢看,语言生动活泼,深入浅出。顾明远先生曾说,写文章的语言有三种境界,最高的一种就是深入浅出,第二种境界是浅入浅出,第三种境界是浅入深出。最可怕的就是浅入深出。道理没有,看起来很吓人。现在这种浅入深出的文章还真不少,这种文风一定要打倒。 三、转变研究方式 (一)从单枪匹马、单打独斗的方式向团队作战方式转变 研究是有很强的独立性的,但是在现代社会,社会科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面对迅速变化的综合化社会问题,一个人去面对,一个人去整理,一个人去研究来不及,你的知识结构,能力结构,你的资源不够用。怎么样能把不同的知识结构、能力结构,不同的人员组合起来,能迅速形成一种现代的研究组织形态,这是对现代科研提出的要求。这种研究形态在国际上已被广泛使用。有个专门的词叫Workshop。我们翻译成“工作坊”,这个workshop可以很大,大到上百人。 与奥运会相关的问题,大到环境保护,小到灯光,路牌怎么合理,卫生间的设计,行车路线等,这是一个很大的市政工程。世界很多国际组织来招标,我们请了好几个国际组织,向世界招标。他们马上把经济学,法学,体育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汇集到我国进行汇报,来投标。相互联系,相互照应。很多复杂的问题,需要这种方式,把不同性格的人,不同能力的人等汇集在一起。很多高校在教育学发展或其他学科发展中,我们每次都提出中肯的建议,要建立团队。没有一个大家共同奋斗的话题,没有制高点,就没有话语权。 每个学校有不同的优势,要有自己的特点,这种思想在工科很容易。理科困难一些,文科更困难,文科的这种文人相轻的思想自古就有。在现代社会,传统的单枪匹马,小农经济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,必须要发生研究方式与形态的转变。 (二)从注重思辨向注重实证转变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别大大地大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。人文学科是一种思想方法,黑格尔搞一个团队来研究是写不出他的哲学作品的。要让文人搞一个工作组,写《红楼梦》也是写不出来的。它的特点就是个人的创造性、个人的自由空间,他的领域可能是具有的。当然,也在变化。哲学与文学也有联合攻关的重大成果案例。教育学属于社会科学,社会科学一定是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方法。自然科学之为科学有两个条件。第一,可重复,第二,数量化。人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,这是科学。社会科学是属于科学领域,他们的关键词都是science,就要满足可重复性与数量化的要求,否则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领域。现在的教育研究,这么多的杂志,我估计有500份左右吧,有几篇像样的重视实证的文章? 我国也有很有影响力的文章,如闵维方同志 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,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从国外回来后就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益。他统计了当时我国的几百所大学,平均在校生2400人,国际大学在校生平均是4000人到6000人。一个学校2400人,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。行政部门、后勤部门、师资队伍都很齐全,效益怎么能高呢?所以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要扩大。他把世界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对照,大家都能看明白,中国需要扩大高等教育。 又如教育公平报告,如果没有数据,怎么能影响决策呢?科尔曼的“教育公平报告”如果没有30万的样本,没有数据,怎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?大家知道,在美国的历史上,黑人的成绩就是低于白人。怎么解释这种现象?相当一部分人的解释是黑人笨,白人聪明。这是不是事实呢?要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科尔曼在经过30万的样本研究之后,得出这个结论:所有的教育系统文化都是有利于白人的,包括教材、考试试卷、教师的语言表达方式等都是白人系统的,而对黑人来说,到了学校就得转变方式。科尔曼的结论是要消融白人与黑人的文化差异。要消除这种差异,不是在于老师、不是在于家长,最关键的是同伴。只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就能消融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文化差异。因此,他提出建议,把白人与黑人放在一个学校上学,美国就有了著名的“巴士计划”。虽然在观念上、文化上等存在很大的差异,但是美国还是坚决推行“巴士计划”,这是非常了不得的。没有这个计划,就没有奥巴马。人的偏见形成后,要改变是很难的。孩子从小在一起是没有概念的,觉得没什么区别。没有这个过程,黑人怎么能当美国总统?这个研究发现是经过30万的数据得来的,没有这个数据,怎么能让人相信呢?我认为,教育研究要想真正产生有说服力的结果,必须要有数据。大课题要有大数据,小课题要有小数据。要非常重视量化研究,要蔚然成风。我们的教育杂志,要多发进行量化研究的文章,要逐渐地让没有数据的文章基本上发不了,那我们中国的教育科研就会大大进步。所以做研究要把量化的东西变成科学,这要靠长期的艰苦努力。 |<< >>| (三)打破学科背景,向学科的纵深化转变 目前,学科之间壁垒很深,搞教育学的人不懂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。从大学到研究生,到博士生就学教育学。我的学生都知道,进门再也不看教育学的书,看经济学的、社会学的、政治学的,看其他学科的。可是很多同志在学科里面要若干小学科,小学科里还分小领域,小领域里面还要分小分支。搞课程的不能研究制度,搞基础教育不知道高等教育状况。教育学内部还分工这么明确、这么细、这么窄,这怎么有利于我们教育科研的发展呢?因此,学科壁垒要打破。学业有专攻,但是视野要开阔。当然,并不希望都变成什么都不精,这也不好。 有几个方面要掌握好:第一,要有自己的学科领域,在这领域要有专长。如教师科研,对教师的问题你能说得很清楚。包括规模、数据、政策、质量等。第二,要了解一个国家。谈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国际视野。知道每个具体问题时,也要对这个国家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科技等各个方面都相当的熟悉,一定要对这个国家的整体状况很熟。第三,希望对相邻学科比较熟悉。这样的话就能融会贯通,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做学问是很艰苦的,但也有乐趣。乐趣就是要从枯燥、单一的领域里面跳出来,然后会觉得山花烂漫,得到一种快感。对社会做了贡献,对人民做了贡献,对国家做了贡献,对你自己也做了贡献。我想,通过这样的共同努力,教育科研的研究水平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提高,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水平也会有更大的进步。 (作者:全国规划办主任 袁振国)( 027提供)      |<< >>| 从地方、学校到我们个人,做研究是为什么而做。有这样一种国家意识,有这样一种社会要求的强烈意识的人还不多。所以第一条强调,我们要有国家意识。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,从社会发展、从人民群众需要来考虑问题,你才能有大局观,你才能有全局观,你才能有高水平。我们要着力的研究事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。毛泽东同志当时在韶山时,谁告诉他“谁主江山”是他的事呀?没有远大抱负,没有使命感、责任感,要想写出大气的文章很难。费孝通、马寅初等,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有使命感,要为国家付出。有这种追求,几十年如一日,才能做到。功利的东西终究不是主导地位。如果把它变成主要的,要想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支队伍要有这样一种文化追求,要有一种价值追求,要有一种民族的自信心。我们现在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,这已经是一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课题。这是教育研究应当注意的大背景。 (二)历史意识 做研究不能只看到现在,要有历史感,要有历史观。这样才有深度,才有厚度,要以古观今。做研究如果不能历史地看问题,就事论事,就眼前的问题讲眼前的问题,讲表面的问题,是讲不深讲不通的。为什么在某些问题上,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争论起来不分上下,因为你的东西和他们没什么两样,你说你有理,我说我有理,谁的嗓门大谁说了算,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。 要善于从历史中去发现问题,从历史中去讲问题。新中国建国之前,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学术论文,讲李自成这么辉煌的农民运动,为什么进城18天就亡朝了。如果是一个一般性的历史学家,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很多。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,写出这篇文章只有郭沫若。当时毛主席看了后非常高兴。所有的知识与学问,很多人有想法,但是他不能把它变成学术。郭沫苦利用他的学识把它变成文章告诫全党。新中国成立时,各地上演《将相和》,讲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。文臣武将,要以国家为主。新中国初期,一方面是打下天下的 一方面是文人,地下共产党。谁的功劳大?毛主席说在全国上演《将相和》,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对国家初期的团结一致起到了重大作用。这两个故事说明,我们搞学术研究,要把历史与学术和我们所做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,要善于去询问历史。 我们现在遗憾的就是历史的东西,历史的知识,在现在的学术研究中残缺了。所以你看到的也是人家看到的,人家看到的你也只看到这么多,或者不善于应用。在这个问题上,要想做这件事是有难度的。首先是统计数据的历史性缺乏。历史统计数据严重缺乏。其次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意识不够。作为研究人员来说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。一个优秀的学者,以前搞史学的,都有自己的藏书系统,都有很多的珍本,这是他做学问的看家本领。国家的统计规章,统计法,统计数据越来越健全,但还是要有自己的文献系统。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,才能形成你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与研究特点,他人是不可取代的。同样的数据,你有自己分析数据的方法,才能大放异彩。 (三)国际意识 现在国际化程度、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。小平同志早就提出:教育要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。要面向世界必须要有国际意识,千万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看外国人的文章,引用外国人的名字或者概念,恰恰相反,这不是国际意识。我们讲的国际意识决不是走国际的洋路。有些不良倾向存在,认为没有几本外国人的文献就不算是学问,甚至有的学校规定必须引用外文文献,这完全是形而上学。毛主席的思想都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的运用,但哪句话是抄过来的?我的意思是,我们的国际化,国际意识是指要站在人类思考问题的立场上,站在全世界的立场上来共同去考虑问题。我反复强调,凡是写文章写得我看不懂的文章,我绝对不看。不敢说100%,但90%是他没搞明白。文章写出来 ,自己没看清楚,不要往外送。你自己都搞不明白,别人怎么能搞明白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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